一、保险业是金融业开放的排头兵

 在加入WTO时，保险业就是开放较早、开放程度较深的金融领域，到2004年底入世过渡期结束时，除了外资在寿险公司持股比例不超过50%、外资财险公司不能经营部分政策性险种之外，其他限制基本全面放开。

至今为止，保险业仍然是金融领域开放度最高的行业。2017年外资银行的市场占比不到2%，而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是5.9%，总资产占比为6.1%。位列世界五百强的保险公司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保险业的开放程度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也体现在持股和经营方面的国民待遇上。在银行业领域，单个境外金融机构持股中资金融机构不得超过20%，同一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综合不得超过25%，比保险业的政策壁垒要高得多。同时在经营方面，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限制还比较多，包括网点设立条件、业务范围限制、运营流程等等，而保险业方面基本已经实现国民待遇。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被我国保险业广泛引入，个人代理人、银行保险、电话销售等模式被纷纷学习借鉴，为行业做大做强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国际比较表明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取得了良好成效

开放带来进步，我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同时经济学理论指出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冈纳、赫希曼等经济学家指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发展较快的国家会同时产生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会吸引发展较慢的国家的生产要素，扩大经济差距，后者则会对发展较慢的国家产生推动作用。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回波效应会高于扩散效应，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持续增大。因此，我国有必要强调统筹谋划，科学统揽对外开放战略全局，削弱回波效应，增强扩散效应。

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都是奉行“开放式保护主义”的原则，重视开放和保护之间的平衡。美国在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不断增加的环境下，于1991年出台《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对外资银行实施严格监管。2001年颁布《美国爱国者法案》，将金融服务纳入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经济部门范畴。2007年通过《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扩展国家安全关键领域，2008年4月又出台了更严格的《关于外国人兼并收购的条例》，金融业安全防火墙越筑越高。

阿根廷和日本的金融业开放则具有更多的负面色彩，阿根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加速金融自由化，1997年时外国资本已经控制了阿根廷银行的52%，导致阿根廷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大为削弱，随后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动荡又引发了社会动乱。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金融自由化，在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泡沫迅速扩大和破灭，进入了“失落十年”，之后日本在九十年代开始全面放开金融业，推行金融“大爆炸”改革，同时加强了金融监管，但是在宏观经济压力下，金融体系革新成效有限，日本出现了金融机构破产和重组潮，日本保险业的回复和调整也较为艰难。

日本和阿根廷的经验表明，被动消极的、不平衡的开放模式会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金融开放需要注重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与强化金融监管并行，把握好改革开放的节奏和主动权，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与安全。

回顾入世以来十七年历史，我国保险业身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以有限的份额代价，换来了先进的经营技术和行业的快速成长，为我国在开放中进行试错、摸索经验、调整政策提供了宝贵空间，也证明了我国金融主体有能力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并转化为自身生产力，堪称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典范。从这个角度来说，保险业的开放对于整个金融业的开放发展乃至实体经济的开放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三、外资保险对市场冲击为何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从下图可见，虽然外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上起色不大，但是得益于中国保险市场整体发展之势，在绝对值上实现了快速增长。2017年其保费规模是2005年的6.3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6.5%，远高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增速。外资保险公司既推动了我国保险市场供给升级，也分享了新兴保险市场的发展红利。

然而外资保险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却有限，不仅份额上停滞不前，盈利上也压力重重，特别在财险业表现更为明显。2017年，21家外资财险公司中有10家亏损，21家公司整体亏损1.03亿。其经营压力背后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其销售和服务网络相对不足，制约了主营业务的发展。当年外资银行也面临着网点严重不足的问题，但通过高端个人业务弥补了一定缺口。而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时，我国民众对保险的认识还不充分，高端需求难以开发，短期内难以找到突破口。

二是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不深。外资股东一般擅长风险管控和稳健经营，但是对中国的消费习惯、民众风俗等并不了解，西方经营模式无法在中国市场照搬套用，没能跟上“跑马圈地”的节奏。

三是经营理念方面的磨合不足。外资股东和中资股东之间的经营理念、管理风格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在一些人身险合资公司中，中外股东持股比例五五开，属于“最差股权结构”，导致内耗较多，效率缺失。

四是部分外资保险公司层级较多，影响市场反应速度。例如一些经营决策需要通过亚太总部、总公司甚至母公司层层汇报审核，容易错失市场机遇。

五是规模效应还未发挥。保险业是一个规模效应明显的行业，外资保险公司规模长期难以扩大，直接带来盈利压力。2014-2015年，史带财险、美亚财险陆续宣布退出车险业务，成为外资车险经营不堪重负的缩影。

四、国际数据表明我国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外资将加大拓展力度

虽然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遭遇瓶颈，但绝不会放弃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我国保险深度目前是4.3%左右，大概是发达国家的一半到五分之三的水平，保险密度则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整体而言，我国保险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

从全球数据来看，随着人均GDP的提升，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呈现出一条S形的发展曲线，这和行业生命周期理论不谋而合。在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到三万美元左右的时候，行业处于成长期，保险深度和密度会加速上升。

我国目前处于这条S形曲线的底端，在行业生命周期中属于幼稚期，保险渗透率还在缓慢爬升中。一方面表明受经济水平制约，我国还有大量保险需求未得到释放，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保险业还需要持续升级保险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2017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8800美元，增速6.3%，如果按此增速预测，在2030年前后，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两万美元左右，届时将进入成长期，保险渗透率将会加速提升。

贸易战之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落实，已经有来自英国、日本、新加坡的商业银行以及来自法国、德国的保险机构表达了意向，然而却没有来自美国的保险机构。目前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但是以目前趋势来看，中国保险市场未来超越美国并非没有可能，这一过程中将产生万亿美元级别的增量。第一批申请者中缺少美国身影，这背后是否有贸易战的影响还难以定论，但如果美国保险业失去了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机会，其代价可谓巨大。

由小见大，保险业对外开放，不仅是行业自身的问题，更涉及到国家战略的制定和考量，保险作为我国在国际范围纵横捭阖的一员先锋，未来必定还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五、保险业既准备好“引进来”，也要加快“走出去”

随着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持续深化，外资主体身上的束缚也会逐步解开，带来更大挑战，但我国保险业和入世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做好了全面开放的准备。在经营理念、运营模式、科技应用、品牌影响、客户维系等方面，本土保险公司已经拥有和外资主体竞争的底气，外资主体想要进一步突破，在红海市场和本土公司正面交兵并非上策，更多是需要去发现和挖掘蓝海市场。

在通过增加竞争压力倒逼本土保险公司改革创新的同时，保险业全面开放还有助于解决提升保险供给能力问题。例如一般而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保险渗透率也就越高，但是在我国经济位居前列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其保险深度还不如后列的陕西、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传统保险供给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带来新的保险需求。随着开放持续深化，行业将更加鼓励市场创新发展，提升保险供给能力，做大保险市场。

本土保险公司更大的挑战是在于如何“走出去”。目前保险业“走出去”的程度还相对不高，主要是跟随承保企业的国际化节奏，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和安联、安盛、AIG等拥有全球服务网络和大规模海外收入的保险集团相比，我国保险主体的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足，暴露出全球保险供给能力方面的短板。这次强化对外开放，也让我国保险业能够更好体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感觉。

国际保险巨头的海外扩张往往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例如安联从1893年在伦敦开设海外分支机构，到1998年底在我国设立安联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间经历了一百零五年的时光。因此，保险业“走出去”也需要长期耕耘，“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为保险企业加速“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我国保险业需要采取多元化手段建立全球服务网络，既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个性化风险解决方案，也要探索设立和收购海外主体，为不同国家的企业和民众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保险服务。

由史观之，保险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实力的成长。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从在炮火之中艰难创业，到学习国际保险业经营技术，再到打开国门勇敢参与竞争，背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随着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的推进，我国保险业将会不断锐意创新，稳步走向世界，扩大在全球保险市场的话语权，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驾护航。

来源：老虎财经 2018-06-16